228事件

     導火線:

民國36年2月27日下午六點多,香煙緝私員查獲一位婦人有私煙,那位婦人跪著向緝私員說:「大人!我已經被你們充公三次啦!我一家就靠這攤煙生活,請手下留情,別全都充公」。當婦人跪著求情時,緝私員連理都不理 竟然還用槍管用力打她的頭,以致流血,現場的每一人目睹此景,氣的包圍查緝人員,欲強制送往派出所處理,對方眼見情況不妙,各自逃命,緝私員為了突破重圍,開一槍向民眾示威,想不到這一槍打死了一名旁觀的民眾陳文溪(後來不治死亡),引起公憤,於是聚集警察總局、憲兵隊,要求嚴辦兇手,部分民眾到臺灣新生報要求報導兇案。2月28日台北市民眾遊行抗議,長官公署卻開槍襲擊民眾,2:00PM,台北市召開緊急會議,會後陳儀提出依法嚴辦兇手、組織調查、搜捕案犯、查清戶口、等六項要求。3:00PM武裝軍巡邏市區,又開槍掃射,全台為之震動。後來情勢惡化,警民衝突不斷發生,死傷多人。 3月21日公佈「公教人員因228事件損失撫卹救濟辦法」,輕傷五千元、重傷五萬元、死亡二十萬元。228事件轉眼間已經過了一年,2月27日有人說這次還會再發生判亂,所以政府又強力戒備,可是卻沒有發生,所以228事件就整個落幕了。

 

二二八事件之起因

 經濟
  最令台人垢病的是陳儀政府不僅沒有以最大的努力和鉅額的資本來恢復經濟,控制通貨膨脹,解決失業恐慌,反而以專賣獨占的方式掠奪財富,統制經濟,與民爭利。陳儀在台灣除了繼續日人在台的專賣制度而設置專賣局外,又設了控制台省內外運的貿易局,几乎壟斷了台灣的民生貿易與工業發展,一般私人企業無法生存,造成民眾更多的不滿與失望。許多貧苦人家只好販賣私煙酒,而緝私員常將查獲的私煙酒再轉賣給走私煙酒的大盤商。民國35年底,失業人口達45萬人之多,物價指數更以斷線風箏,無法控制,尤其糧價居高不下,囤積居奇,造成米荒,使城市居民生活更加艱苦。

    社會
  治安日益敗壞,警察的破案率甚低,與人民接觸最多的稅務人員,常有壓迫及橫暴之事。而軍警人員,紀律不良,常因細故拔槍威嚇人民,甚至開槍殺人,至於強買勒借,奸污婦女,亦時有所聞。社會因經濟蕭條,民主凋敝,搶劫偷竊,流氓橫行,使政府喪失民心。
  總之,陳儀在台灣的施政,不無勵精圖治,建設台灣的宏愿,但實際上卻「18個月來,政治經濟各項措施,無不弊竇叢生,頻頻失道,台人隱忍已久,怨深似海」,導致光復後短短一年半,即爆發228事件                                     

  政治
  行政缺乏效率及官僚作風,為台人前所未見,貪汙舞弊頻傳,與行政長官權大無異日本總督(請回顧(上)第一段),更為民眾所垢病。此外,非台籍人士壟斷高位,用人牽親引戚,更招致台人不滿,亦導致冗員充斥。台灣人口當時不到七百萬,僅及江蘇省的1/5,四川省的1/10,但委任以上官達三千餘人,凌駕各省之上。而中國來台之公務人員,權位雖不大,卻流露優越感,以勝利者、統治者自居,視台人為被統治者,加以文化語文隔閡,難以溝通,雙方時有摩擦。最嚴重的是台人自覺在政治上受到差別待遇,一如日據時代,對政治熱衷的知識分子沒有出路。民國35年四月,台灣第一屆省參議員選舉,只有30名席位,卻有1180人角逐,當選率為2.5%,期望愈高,失望愈大,最後則離心離德。

  

      終戰後的台灣省政百廢待舉,省政工作的推展緯萬端,尤其在與中國脫離了五十年之後,觀念上有不可避免的鴻溝。陳儀治台的理念,基本上認為台灣的物質建設比中國進步,物質方面相當現代化,過去所久缺的是精神方面,在台灣復後,精神已獲得解放,所以當務之急是從事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陳儀策劃有完整的施政方針,但他雖然有努力建設台灣之怉負,但面臨戰後農業工礦業的嚴重破壞、交通停頓、生產萎縮、物價暴漲、語文隔閡、人力物力不足等先天不足的狀況,加上接收人員心態不正確,冗員充斥等後天失調,遂使施政效率日益低落,不能滿足民眾需求,導致民怨破閘而出。茲分政治、經濟、社會三方面加以說明。

   二二八事件之元凶


   陳儀
  陳儀蒞台之初,雖有圖治之心,但其政策與執行卻有不少缺失,而伏下事件之禍源,身為台灣最高軍政長官,難脫其政治責任。事起之初他亦希以政治手段,化解危機,而未一味鎮壓。他的努力雖未達成預定的目標,但至少已將處委會引到談判桌上,不能說毫無成果,但他反而請求中央加派重兵鎮壓。再者,大軍抵台後,他不但不能有效約束軍警人員依法執行綏靖任務,以致「警察及警備部軍士即施行報復手段,毆打及拘捕暴徒」,反而下令「憲兵駐台特高組秘密逮捕國大代表」等,擴大了打擊面,引起台民之驚與怨恨,事後他仍不肯自省,只「承認這是他的一次失敗,不承認他的政策有誤」,自然不能為國人所諒解。

  
  
柯遠芬
  當時之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在事變初起即以「陰謀論」認定「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活動,遣人滲透,實行分化之策,迨事件擴大後再予嚴懲,用心殊不正當。白崇禧即曾坦率指出,柯氏係以寧可枉殺99個,只要殺死一個真的就可以的心態處理此一事件。結果,受到報復而傷亡者不少,以致人心惶惶,故白氏認為柯氏「處事躁切,濫用職權,對此次事變舉措尤多失當,且賦性剛愎,不知悛改」,因此建議將柯氏撤職處分,「以示懲戒而平民忿」。

  
  
彭孟緝
  事變發生時之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採取斷然鎮壓之手段,使南部亂事不致擴大。就政府立場而言,彭氏之功績甚大;然在高雄市民看來,不別良莠,不分善惡,就在路上往人最多的地方肆行掃射,造成大量傷亡,確有可議之處。當時陳儀曾命彭氏循政治方式解決並嚴令「限電到即撤兵撤兵回營,恢復治安,恪守紀律。....否則該員應負本事件肇事之責。」然彭氏則視當時民間之代表至要塞司令部要求繳械,為軍人之奇恥大辱,並不了解此次事變只「部份台胞的一時衝動」。事件過後,政府竟拔擢其為台灣警備司令,因而造成民間更深的不滿與怨懟。

  
  
張慕陶
  憲兵第四團張慕陶團長在事件期間之所所為,亦頗可議。彼先是勸請蔣渭川出面斡旋官民之間的紛,慫恿蔣氏加入處委會,進行分化;繼則在三月八日12時,當國軍即將登陸時,猶謊騙處委會委員稱,只要民眾不試圖解除士兵的武裝,則政府將不對台灣採取任何軍事行動,以鬆懈其心防,誘使原欲逃命者留在原處。故當軍隊登陸進行拘捕時,這些人就成為網中之魚。此外,張慕陶屬下憲兵隊在戒嚴之後,亦四出逮捕人犯,並有不少弊端。白崇禧來台曾下令往後逮捕人犯應由警總執行,然憲兵隊仍未中止其逮捕行動,其藐視上級命令,於此可見一斑。

  
  
在台情治人員
  此外,在台情治人員亦難脫誤導當局之嫌。在軍變期間,軍統、中統均渲染局勢的嚴重性,指稱參與者並非單純要求政治改革,而是懷有叛國、獨立、奪權之重大陰謀,並誇大外省同胞之傷亡,及參加暴動者之人數。結果,蔣介石認為事態嚴重,及派軍來台平亂。

  
  
蔣介石
  身為國家元首,蔣氏對叛亂活動,自有派兵鎮壓之職權。然而,此項決定有無瑕疵、執行過程有無弊端,卻也不容視。據各項資料研判,處委會之所做所為充其量只為求高度自治,並無反叛中央之意,但蔣氏不察,卻以台灣叛變的名義,派兵來台。其後,蔣氏亦了解真相,但歷史的錯誤已鑄,難於挽回。其次,在執行綏靖任務時,報復、違紀事件不少,亦一憾事。而在事後,台籍官僚曾建議懲治失職者,以平民怨,他也未能接納,以致留下長期的社會傷痕。

參考資料:http://topia.yam.com/home/phoebetn/

                 http://www.228.org.tw/bword.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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